1921年7月下旬和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一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正式成立。自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非常富有戰斗性”的農民階級發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通過土地革命、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武裝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起工農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國家，農民身上沉重的負擔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農民承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和剝削，廣大農民的負擔來自田賦、關稅、鹽稅、厘金、外債和國內公債、財政性通貨膨脹等舊政府苛捐雜稅，土地高度集中壟斷帶來的地租盤剝，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買辦資本的商業貨幣剝削，軍閥統治下各種無償的徭役等更加復雜紛繁、更加沉重嚴酷。

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舊存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并沒有改變，廣大農民終年辛苦不得溫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農村生產力被嚴重束縛和破壞，農村經濟系統處于崩潰的邊緣。在1912年至1919年間，全國各地發生農民反抗斗爭多達兩百起以上，卻都以失敗而告終。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例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一、地權高度集中壟斷，廣大農民地租負擔沉重

二十世紀初，在農村，土地占有高度壟斷集中，人均占有土地少，地主變相收取土地租金，相當一部分地區“租取其半”或“平分其糧”，而兩湖、江浙、四川等地大多超過50%，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使中國農民的負擔更加復雜，遭受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買辦和帝國主義層層剝削壓迫，農業生產下降，農民生活困苦。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系軍閥和外國列強資本、買辦資本大肆進行土地兼并，大量占有土地，土地壟斷集中加劇惡化，地價大幅上漲。馮國璋僅在蘇北就占地75萬畝，張敬堯在安徽省霍邱縣家鄉占地多達七八萬畝。外國傳教士大肆侵占中國的土地和房屋，坐收地租，人民生活勞碌辛苦，卻經常入不敷出。

1922—1924年間，黑龍江一家佃農收支情況為：農產收入67.19元、生產資料支出12.32元，生活費用支出49.64元，田租17.22元，還有11.99元的缺口。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國統區地權集中趨勢有增無減，土地兼并活動愈演愈烈，尤其是退往大后方的軍政官員和富商攜帶大量資金購置土地，農民的土地大多被收購，地租居高不下。1940年，四川承租的耕地面積達到了81.31%，租額高達60%—80%；廣西玉林一家佃農在1933年一年中的農場收入、手工業收入、副業收入三項加起來總計286.91元，但生活資料加上生產資料（包括地租支出68.51元）就需要319.22元，一年缺口32.31元，入不敷出、左支右絀基本是常態。負債累累成為大多數農民常年狀況。

1945—1949年，國統區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地肥沃的四川成都平原，抗戰勝利后，地主人口占8%，占有土地卻達80%；在湖南湘陰縣，占戶口1.8%的地主，占有土地71%。國統區統治的最后幾年里，國民政府地方官吏和地主階級相互勾結，更加殘酷地壓迫農民。蘇南句容縣橋頭鎮地主華錦之的牢房里，因交不出地租，五年中關押過400多個農民，有些人甚至被殺死在牢房里。昆山很多地主對農民采用游街、拷打、放水燈、鎖庭柱、站籠等24種方法逼租，很多地主備有手銬腳鐐、棍棒鐵錘等兇器，動輒扣押吊打農民。

中國近代1900—1940年，在農村，占戶口10%的富人擁有53%的可耕種土地，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壟斷。絕大多數農民淪為佃農，每年要繳納1/3—1/2的農產品作為租金，入不敷出，不得不以借貸為生。同時地主與當地官府勾結，鞭笞重刑花樣百出，逼租虐佃的情況普遍存在，即使常有抗租斗爭，也因力量薄弱被鎮壓，佃農常年受到地主和官府的壓制和剝削，生活困苦，在極端艱難的生存環境中勉強度日。

二、吏治腐敗、官員大肆斂財，財政稅收五花八門、隨意加派

北洋軍閥、國民政府都將沉重的財政負擔轉嫁到廣大農民頭上，在田賦上橫征暴斂，創設田賦、鹽稅、地方稅的稅收名目繁多，賦稅隨意加派，加之大多數官員貪圖私利、營私舞弊、乘機大肆斂財，廣大農民的生活水深火熱，苦不堪言。

據統計，1934年三十個省份田賦附加種類共有673種，官紳勾結中飽肥私；作為政府補充財政收入的重要課稅——鹽稅，也是逐年增長，用以償付外債賠款，賦稅也是五花八門，舉不勝舉。據不完全統計，僅1926年新增的附加稅就有二三十種，官商勾結壟斷鹽價，1934年鹽的市價86%以上是鹽稅，且各自為政，各設出入境稅。

厘金（舊中國的一種商業稅，一般是貨物的通過稅和交易稅）稅率也是高達4%—10%不等，附加稅不斷增加。因各路軍閥分兵割據，關卡林立，建立許多征稅點，一物數征。“湖南因厘金征收太苛，物價乃大昂貴，十余年來，物價有貴至數十倍者。一般之消費群眾，特別是占消費群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群眾，因農產品之漲價趕不上工業品之漲價，遂感受無窮之痛苦。統計厘金的影響，以農民受害最大。”農民需要用自產的農產品交換生活必需品，靠自產自銷的小型手工業者都要通過市場，而厘金稅收不問巨細，廣泛征課，累及百物。而不平等條約賦予外國列強對華商品減低或免除課稅，使中國的商品處于不利地位，外國產品大量傾銷，商業利潤多歸外國資本家，中國的小農經濟遭受很大的經濟損失，經濟系統脆弱得不堪一擊。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外國列強控制了關稅和鹽稅，侵略中國經濟各個部門。1912年，外國列強利用“債權國”地位，組成“管理稅收聯合委員會”，以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俄國道勝銀行三家銀行作為“上海存管海關稅項之處”，獲取了中國關稅的利益，中國的關稅從征入到付出的全部過程都控制在外人之手。

三、內亂外患頻仍，兵役徭役苦不堪言

北洋軍閥的直系、奉系、皖系和其他小派系連年混戰，爭奪中央政權，老百姓要無償服役，兵差、夫役、差徭負擔更重，同時戰亂頻繁，土匪乘機大起，人們躲避戰亂，流離失所，很多村莊了無人煙，只剩斷壁殘瓦。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兵差物品種類遍及衣食住行各個方面。1934年河北一個縣城就被攤派大車“二千多輛、柴草共一百五十萬斤”，兵差錢款負擔同樣繁重；山西沁縣1930年11月—1931年3月、5月間，僅兵差一項負擔就是1879年各種差費總額的七倍以上。

抗日戰爭爆發后，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國民政府，吏治依然極端腐敗，發國難財的比比皆是，征兵制中弊端叢生，抓壯丁、虐壯丁、賣壯丁，強行征工、征運，大量壯丁慘遭虐待，造成很多人非戰事死亡。“在1943年征集的167萬人當中將近有一半在他們趕往所去部隊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戰爭中，那些在到達所分配的部隊之前死去的新兵總數大約有140萬——也就是說在征集的每10個人中就有一個。”

四、外國列強資本和國內官僚買辦資本聯合盤剝

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后，因無法在短時間內像在美洲、非洲、印度和東南亞等被徹底殖民化的地區一樣對中國進行徹底、垂直的統治，故而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級來代理，以便在中國進行不平等貿易、控制和操縱商品市場、金融市場。買辦資產階級由此興起，受雇于外國洋商洋行。

毛澤東在1926年12月發表的《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中，深刻剖析了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的經濟掠奪本質：

自從帝國主義的勢力向東方侵略，打破了我們的‘鎖國政策’，沖開了我們的農業經濟，我中國的農民便做了外國資本家的奴隸。我們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許多糧食、棉、麻、絲、茶等類的東西，他們只稍微拿幾個錢出來（就）買了去；他們用機器制造各種新奇的貨物，運過來，不知買了我們好多的錢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釘、洋堿、洋瓷、洋鐵……說不盡的洋貨，已經充滿了我們的城市，漸漸的（地）打入我們的鄉村了。我們不用機器做的土貨無人買，我們作田也掙不到幾個錢，他們洋資本家就一天天發財了。

帝國主義者剝削我們的方法，是霸占海關，自由輸入貨物，廉價發賣，刮去我們的銀錢，破壞我們的手工業；是霸占礦山、鐵路、航路，開設工廠、銀行——利用我們的賤價勞力，替他產生紅利，利用我們的賤價原料，替他生產商品，奪取煤鐵，操縱運輸。而且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勾結，以厘金和鹽稅間接剝削農民，以畝捐附加等類之捐稅直接剝削農民。帝國主義者更借了許多款項給軍閥，軍閥又加重剝削農民以還債。軍閥更利用失業的農民，組織雇用的軍隊，帝國主義供給了槍械，乃造成武力，為壓迫農民之工具。

帝國主義既挾了他的金錢武力，又勾結國內軍閥、買辦，所以在中國橫行一時，農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結果，都轉幾個彎子跑到他們荷包里去了。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在華傾銷商品、掠奪原料，通過通商口岸與國內買辦資本形成了商業剝削網，深入內地。外國列強壟斷資本利用在華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在買辦資本的積極配合下，操縱中國的農產品和商品市場，蒙蔽侮弄賤買貴賣，制造輿論蒙騙農民，利用工農產品剪刀差不等價交換，大肆攫取和剝削廣大農民的勞動成果。

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不等價交換中，廣大農民賣出農產品、買進日用品，這一賣一進大受損失，農民以同樣數量的農產品換回的工業品只及原先的一半，農產品購買力大幅被削弱，生活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農產品剪刀差日趨擴大，農民在無形中被掠奪了收入，農村經濟越加貧瘠，農村生產力越來越低下。

外國列強資本和買辦資本相互勾結，不顧國內饑民遍野及農產品大量短缺的狀況，將國內生產的糧食大批廉價運輸到海外。1900—1910年，東北三省生產的大豆44%供應歐洲和美國，43%輸出到日本及高麗（朝鮮），國內購銷及其他僅占13%。茶、絲、棉、油、煙這些重要的農產原料供應也為外國資本所壟斷，加速卷入外國資本的供應市場，比如，在外國資本投資引導下，國內棉紡織廠增多，原棉需求量大幅增加，種棉多的省份如江蘇、浙江、山東、河北等地擴大種植面積，種棉不多的地區如湖北、江西、安徽、陜西、河南等也相繼大規模種植，中外工商資本由此控制并操縱棉花市場。到1936年，農民的日用品多依賴外貨，必須更多地依賴外國資本的商業網銷售農產品，來換取價格不斷攀升的日用品，外國資本對農民的剝削已到了相當的控制程度。在經濟危機時，外國列強采取保護關稅政策，限制中國經濟作物的進口，大量傾銷本國的糧食，國內糧價慘跌，嚴重侵害了農民的收入，而此時國民政府卻為虎作倀，相繼于1931年和1933年與美國簽訂了美麥借款和棉麥貸款；以四大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資本利用政治地位，壟斷經濟市場，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賣出工業品，殘酷地剝削農民。

除了農產品，外國列強資本對其他工業領域也是垂涎三尺，覬覦全面占領和控制。1911—1914年，外國列強資本共攫取中國路權達18000公里；大肆掠奪中國礦業。英國占有開灤煤礦大部分權益，日本控制了長江流域最大的鋼鐵煤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1919—1925年，日本已全部控制了中國的鐵礦。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統治集團為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爭取美國援助，不惜出讓本國政治、經濟、文化主權，與美國達成多項條約，比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條約中規定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是雙方互有，簡要概括為，美國人可以在中國領土上享有與中國人一樣的權利，包括居住、經商、開礦、設廠等；美國貨物在中國享有國貨待遇，美國軍艦可以進入中國任何一片領水。條約一經公布，《解放日報》隨即發表評論，認為該商約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大、最殘酷苛刻的一個賣國條約。

國民黨與美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為美國向中國市場傾銷商品大開國門，同時為了把中國農村作為過剩商品的傾銷市場和工業原料的供應地，組織了各種合作活動，比如1946年的“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在其提交的題為《改進中國農業之途徑》的數萬言報告書中，主張中國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階級關系，將美國工業急需和短缺的桐油、蠶絲等列為優先發展經濟作物；而棉花、小麥等中國主產的糧食作物則由美國提供。

五、外國列強資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奪變相盤剝

在金融方面，外國列強資本、北洋軍閥、國民黨新軍閥和官僚資本、封建勢力、私人商號聯合勾結，利用操控外匯、控制法幣、調控利率、通貨膨脹、濫發紙幣、強行攤派公債等金融手段巧取豪奪，變相隱蔽盤剝中國百姓。

1816年，英國通過了《金本位制度法案》，開始實行金幣本位制。到19世紀后期，金幣本位制已經在資本主義各國普遍采用，白銀需求大幅減少。而中國當時以銀兩為主要貨幣，兩次鴉片戰爭列強貨物大量傾銷加之戰爭賠款，大量白銀流出，加之受國際白銀需求大幅減少的影響，金銀比價從1870年的1:15.57大幅跌落，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只有1:39.29，廣大農民手中持有的貨幣不斷貶值。

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設立銀行，掌握舊政府的借款，吸收存款，發行紙幣，操縱金銀、外匯，壟斷中國的國際匯兌，控制中國貿易和金融市場。外商通過外國銀行和中國錢莊，先對買辦采取一種信用期限償付貨款的賒銷方式推銷貨品。買辦對下一級華商，批發商對零售商轉銷，也利用一定的賒銷信用，信用的利息最終通過價格轉嫁到眾多農民頭上。這種由外商貸款給買辦再貸款給下一級中間商，最后貸給生產產品的農民的層層貸款關系，形成了對農村廣大農民的高利貸盤剝網，并且使外國銀行可以輕易通過調整利率操縱市場，獲取高額利潤。毛澤東就此精辟地指出：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在這個過程中，買辦階級仰仗外國勢力，與國內買辦、錢莊、高利貸者形成下一級金融剝削網，很多時候依靠暴力手段，抽取洋行代理傭金、外債經手傭金、進出口貿易傭金等買辦收入。

帝國主義資本通過金融手段來操控從通商口岸到鄉村的剝削網。比如茶葉行業，若利息上升，買辦不愿貸款賒銷，茶葉就無人收購，一級壓一級到茶農，茶農便不得不降價出售，此時外商乘機壓價購入大量茶葉；相反，如果利息下降，貸款層層下放，茶商大量收購形成積壓，外銷照樣要求降價銷售。面對帝國主義資本對利息的操控，廣大農民最終無可奈何，任由擺布、任由剝削。

外國列強還通過貨幣貶值的金融手段大幅傾銷工農產品以轉嫁經濟危機。1934年，美國實行白銀政策，人為提高白銀收購價格，導致中國國內白銀多數外流，國內銀價上漲，通貨緊縮，貿易銳減，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美國實行的白銀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是國民政府于1935年11月開啟幣制改革，確定法幣對英鎊匯率，通過匯率與英鎊聯系起來，法幣英鎊化，中國貨幣的白銀本位變成了外幣匯兌本位，外國貨幣成為了貨幣發行的準備金。為了干預和控制匯率波動，國民政府勢必要大量儲備英鎊；而英鎊國家“鑄幣稅”的收入將旱澇保收，還能通過貨幣政策間接控制國民政府的金融體系。

在華的列強機構或個人也對農民進行直接的高利貸盤剝。據《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記載，山西沒有一個教堂不放高利貸的，晉西有一個教堂和醫院，當地的錢莊和銀號用30%—40%的年利率向教堂醫院借款，再以60%的年利率貸給貧苦農民。所以這個教堂的牧師及教堂醫院的醫生來到山西不及十年便成為了富翁。

北洋軍閥不僅霸占銀行業、銀號，比如直系軍閥馮國璋開辦華通銀號、江西督軍李純開辦義興銀號，還大量濫發公債、強行攤派，濫鑄硬幣、濫發紙幣，支付劣幣、收取良幣，大量斂財，盤剝農民。

國民政府的地方公債攤派，也讓農民“談虎色變”。這些公債事先無規定期限、數額，事后也不會公布用途，很明顯就是一種強行掠奪。“每一攤派又層層加重，層層剝削；省方若需款五千，人民所攤至少在一萬元以上”。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人為壓低偽幣兌換比值，明火執仗地公開掠奪，根據李宗仁回憶，“剛勝利時，淪陷區的偽幣的實值與自由區中的法幣，相差原不太大”，但國民黨在1945年9月和11月規定，偽“中央儲備銀行”的“中儲券”200元兌換法幣1元，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聯銀券”5元兌換法幣1元。

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國民政府為應對龐大的軍費開支造成的巨額財政赤字，一方面大幅征稅，另一方面大量印刷鈔票，企圖靠增發紙幣彌補財政虧空。數據顯示，1945年8月，法幣的發行量已經為1937年的394.84倍。到1948年8月，國民政府推出金圓券改革，停止法幣流通，并以1金圓券兌換300萬法幣回籠舊幣，開始明火執仗地掠奪。1948年10月《大公報》記載：北平市面日益惡化，搶購之風彌漫全市，米麥糧店已十家九空，香煙黑市漫天叫價，一日數變。日用品等均成奇貨。最開始發行上限的20億金圓券，到1949年5月，已達到驚人的130萬余億元，一年不到時間，發行量高達65萬多倍！在農村惡性通脹影響下，農民常年辛勤勞動，而購買力大幅下降。1946—1947年間，浙江龍游一戶農民，辛辛苦苦養一頭豬，以大約700斤稻谷的價格賣出去，三天后，這價款只能買到400斤稻谷了。

在從鴉片戰爭到解放前中國百年的近代史上，廣大農民處于十分惡劣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官府繁重課稅、軍閥橫征暴斂、外商層層盤剝、地主豪紳收租，使得普通農民維持生計十分艱難，入不敷出已是常態。在金融方面，外國列強和官僚買辦資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奪，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金融體系，不斷加劇農民的深重苦難。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早期即已洞察廣大農民與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間尖銳的經濟矛盾，農民階級“非常富有戰斗性”，之后黨領導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創辦農民協會銀行、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設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金融體系，不斷探索金融支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黨對金融工作的正確領導為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面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作者：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