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在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期間所寫的三篇著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開展土地革命的寶貴經驗，形成了豐富和成熟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點亮了在黑暗中艱難探索的中國革命之路。而朱德在1928年初領導的湘南起義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經濟金融建設等方面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嘗試，構成了“工農武裝割據”戰略思想的重要實踐依據。

大革命時期，湘南是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地區。大革命失敗后，湘南地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白色恐怖下仍繼續堅持斗爭。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近800人從粵北轉至湘南宜章縣境，在當地革命群眾的支持配合下，智取宜章，掀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隨后又組織了郴州、永興等處的年關暴動，軍事上采用因地制宜、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宜章、郴州、永興、耒陽等縣相繼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以及各縣的區、鄉兩級蘇維埃政權。

為了適應復雜嚴峻的政治和經濟斗爭，各地方蘇維埃政權相繼成立了財經委員會和土地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包括財務、經濟、糧食等部門，負責籌集糧款，提供軍政費用。土地委員會負責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和分配土地。金融方面，湘南起義期間，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于1928年2月下旬發行了面值一元的勞動券，發行總數為一萬元。“壹圓券”正面有馬克思和列寧的頭像，下方有“中華蘇維埃元年印”8個字，耒陽縣第十三區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在推行耒陽工農兵蘇維埃勞動券的同時，還于1928年3月發行了“耒陽第十三區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郴縣良田鄉蘇維埃政府發行了中華蘇維埃政府十元、二十元兩種金幣。

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發行的勞動券，屬于兌換券性質，以銀元為發行本位，一元勞動券兌換一塊銀元。為了保證券幣的安全和流通，耒陽縣蘇維埃政府專門發布通告和命令，推動勞動券的使用和流通，并在朱德辦公處——水東江三順祠設立了經濟處，任務是保管、處理和分配打土豪所獲物資及發行、兌換勞動券。勞動券流通全縣，集市買賣，商品交易，都可使用，工農革命軍官兵的薪餉也以勞動券支付。

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主要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是貨幣名稱采用“勞動券”。“勞動券”這個名稱來源于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認為，一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進行生產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社會也無須給產品規定價值，無須用價值尺度來計量，表現耗費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每一個生產者只需從社會方面領取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又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的產品中領取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在此馬克思闡述的意思是，共產主義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商品交換和貨幣將被取消，以勞動券的形式作為按需分配的依據。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采用“勞動券”作為發行貨幣的名稱，旗幟鮮明地體現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在金融領域的政治建設中以貨幣實體形式傳達新生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本色，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二是創立票面蘇維埃政權年號。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設計勞動券的獨到之處是票面上標示的時間。辛亥革命以后，以“中華民國”紀元，貨幣時間標記均為中華民國某年，而“勞動券”年號創造性地以耒陽縣蘇維埃政府建立的年份為元年，稱“中華蘇維埃元年”，摒棄民國國號和紀年，表明建立勞動者革命政府的決心和已取得的勝利。

三是創新紙幣票面圖案。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首開先河，在紙幣的方寸之上，并列印上馬克思、列寧頭像，表明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這是我國第一張印有馬克思、列寧頭像貨幣。此后，江西工農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贛省工農銀行、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相繼發行印有馬克思、列寧頭像貨幣或單有馬克思頭像的貨幣。發行單有列寧頭像的金融機構有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鄂北農民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等。貨幣加鑄或印上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頭像，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貨幣與北伐、抗日、解放戰爭各時期貨幣相區別的重要特點之一。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部隊向井岡山轉移，同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為工農紅軍第四軍），耒陽成為游擊區，耒陽勞動券也即停止發行流通。

（作者：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